谁是第一个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个想法起飞了。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三十多个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聚在洛杉矶大使酒店,激烈的头脑风暴之后,这个创意越来越成熟。五月份,梅尔、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主席道格拉斯·菲尔班克斯和另外八个人站在好莱坞Biltmore酒店发表演讲,台下是几百个正装出席的电影界精锐。梅尔建议按人头捐出“会费”,每人一百美元,他们很快筹到数额不小的运营资金。两年后1929年5月16日,第一届奥斯卡宴会在罗斯福酒店正式举行,此时的梅尔仍有一丝疑惑,当时简单的想法为何变得如此辉煌。筹备初期,梅尔觉得宴会和奖品属于奢侈浪费,力劝不要在炫耀的典礼上浪费金钱,当然,这种建议在任何时候都没起到作用。这场著名的盛宴供应鱼肉、鸡肉和面包,电影界人士聚在一起分享这些特别的“学院功绩奖”,还包括一笔为极不寻常的技术突破——有声电影设立的特殊奖金。米高梅艺术总监塞德里克·吉邦斯设计、24岁的雕塑家乔治·斯坦利制作出铜像,手持宝剑的小金人英姿飒爽地站在电影胶片卷轴上,尽管它们这次出现前后仅仅15分钟而已。
官方对金像奖的描述往往更集中于品质,将它描述成高贵优雅的社交活动,典礼的开场确实如此,在演讲、歌唱和舞蹈之间,获奖者从戴着白色领结的主持人手里接过小金人,但就像历史上第一位奥斯卡影后珍妮特·盖纳所说:“与大型的公众庆典相比,它更像一个私人的派对”,在Liggett & Myers烟草公司提供的舒适沙发上痴迷于醇香烟草,享受难得一见的香槟酒(美国从1920年至1933年实施禁酒令),在酒精的刺激下逐渐变得英勇。但是,那些时髦的女明星最开始却在回避金像奖,事实就像常驻好莱坞的记者查普曼的描述,那里只有一些男演员和记者,晚宴非常无聊。时尚专家布朗翁·科斯格雷夫则认为它一点都不酷,就像履行义务一样缺乏激情。没有别致的女人,路易斯·梅尔不得不和派拉蒙的老板阿道夫·朱科尔手牵手出场,好莱坞在二、三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叛逆者对正装出席没有任何兴趣,马琳·黛德丽只参加过一次,凯瑟琳·赫本前后赢得12个提名并最终获得4个奖项,但她也仅仅出现过一次而已。
梅尔和他领导的评委会控制了早期的金像奖获奖者,直到1936年才改为投票的形式,事先分发给媒体以博取新闻头条的获奖名单,也从1940年开始变成悬念,“请给我信封,谢谢”,颁奖者缓缓打开密封的信封,颁奖现场变成第一新闻现场。后来,这句宣布奖项前的最后一句话变成了“奥斯卡得奖者是……”。
小金人像自由女神一样指引着电影前进的方向,但“奥斯卡”从何而来?坊间传闻版本各异,有说是好莱坞的专栏作家西德尼·斯科尔斯基提出来的,也有说是女演员贝蒂·戴维丝说的,因为小金人的臀部轮廓貌似她的老公。当然,流行最广泛的当然是叔叔的故事。话说玛格丽特·赫里克女士是学院图书管理员,她看到小金人就脱口而出,说它很像她的叔叔奥斯卡。尽管这些传闻都无据可考,但“奥斯卡”的叫法逐渐风行了整个1930年代,却没有得到AMPAS正式确认,直到1939年,AMPAS才算顺水推舟地承认这个说法。从1953年开始的电视转播迅速扩大了奥斯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小金人变成席卷贝弗利山甚至整个美国的风暴。
颁奖典礼之后的派对,变成了奥斯卡之夜除小金人之外最值得期待的惊喜,派对通常在夜总会或者饭店内举行,由电影公司的老板或者学院官员主持,奥斯卡逐渐扫清了战后的阴霾,复兴往日的风光。后来,派对逐渐发展成私人派对,在米尔顿·伯利、查尔斯·维多、比利·怀尔德等很多人的家里后院举行,这些人执掌着好莱坞,导演寻找合适的演员,演员等待更好的机会,派对更像一个派生合同的酒会。好莱坞传奇经纪人史威夫蒂·拉扎尔可能是奥斯卡历史上最疯狂的人物,这位像拿破仑一样坚韧的经纪人的名言是一定要在午饭前做出些事情,而奥斯卡就是他午夜狂欢最好的理由,他可以从比斯特洛餐厅转战到沃尔冈夫·帕克的Spago餐厅,然后再转战别的阵地。拉扎尔的派对穿越摇摆的60年代,穿越颓废的70年代,穿越了流行戈戈舞的80年代。拉扎尔1993年去世了,奥斯卡之夜突然显得寂寞,乏味甚至无聊,《名利场》结果拉扎尔的指挥棒,将没有头绪的明星们重新聚集起来。
在爵士乐流行的二、三十年代,出版人和编辑通过派对这种形式,构造出由艺术、体育、政治、电影等各界名人组成的“上流社会”,《名利场》也迅速成长为文化领袖。到了1983年,这份几经沉浮的刊物全面复兴,它再次想起以前的成功模式,让派对成为奥斯卡之夜欢乐的顶点。繁复奢华,无需详细描述,虽然伦敦《每日电讯报》不无讥讽地将它称为奥斯卡之夜皇家围场,但《名利场》更全面地纪录了不同电影人的奥斯卡之夜。
这些纠缠着满足和失意的夜晚,就像一个三棱镜,全部电影的历史都沉浸入这些夜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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